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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漫谈



《龙门阵》

王若谷

  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尤其是真醇的好诗,经过翻译,必然会使原作的诗味、韵味有所损失。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均已成定论了。还不要说译诗,就是剧名经过翻译,那味儿也顿觉淡了许多。可不是么?京剧剧名《贵妃醉酒》,译成《一个贵妃的烦恼》;《打渔杀家》译成《渔家父女复仇记》——达意倒确是达意了,可那股浓郁的中国古典语言的传神味儿,也随之而消失殆尽。译诗更难。诗,不是被誉为“人类面部最丰富的表情”么?译诗之难,那可真是没法可说了。唐人李白曾有“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但今天,“上青天”之于人类,已远非难事。故形容译诗之难,笔者只能用这句话:“没法可说。”
  译诗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横向诗译,便是指不同国家、民族语言诗作的互译;纵向诗译,便是指同一国家或民族语言内的古诗今译。
  横向诗译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作,有人译为:“自由与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又愿将爱情牺牲”。
  青年诗人殷夫将它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后一首译诗在我国流传广远,成为鼓舞人们投身革命、同专制主义作斗争的嘹亮号角。那原因不是偶然的:殷夫的译诗等于二度创造、二度创作,那“诗味”通过翻译并未怎么损失;而前者的译作,则只不过仅仅做到“达意”而已。但殷夫的译诗似乎也有个小小的缺点:太中国化了一些,原诗的西洋风味因之多少有点儿损失。
  纵向诗译似乎更难一些。但最近我拜读了《唐诗今译集后,也发现了一些诗译得较为出色,有的甚至译得很精彩。比如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董乃斌的译诗如下:“茸毛般的细雨像多情的手/给原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我的心,在清明梦一般的烟雨中荡漾/是谁担簦负笈从我身旁踽踽走过/一声叹息,那么轻/却引起我心魂的激荡/哦,你哼着山歌的牧童小郎/请告诉我,村里可有酒卖/好让我浇一浇胸中的惆怅/想喝酒吗?先生/瞧,那边杏花铺成红云的村庄/清脆的童音刚落/牛背上又响起了短笛/好不悠扬。”这译诗很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意境,译法较为自由,并对原诗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了补充、铺垫和想象延伸,也可称为二度创作了;缺点则是形式上有一点欧化痕迹,因而在传达原作的中国古典韵味时不能不有一点儿损失。另一首由著名诗人绿原译的《凉州词》(王翰),则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原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绿原的译诗为:酒,酒,葡萄酒!杯,杯,夜光杯!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葡萄美酒夜光杯,)饮呀,饮个醉——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欲饮琵琶马上催,)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真是大家译笔!自由奔放,而又传神严谨;有时一句对一句地译,有时却又将一句点化为多句;但不管使用何法,总以“达意”而兼“传神”为其宗旨;而且,译诗同原诗的古典语言的韵味也是保持得较好的。这样的译诗,岂不是另铸新词,堪称创造吗?而它的创造和“另铸”,又没有脱离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的规定性。
  于是,“诗不可翻译,纵向诗译尤为不可”的神话被破除了。
  但这仍然是不易的。它需要译家高度的造诣和深厚的功力,需要大手笔。
  因之,我想在严复“信、达、雅”译笔标准的基础上,还给它增添两个字:曰“味”,曰“神”。不知译苑同仁以为然否?“味”和“神”的标准,应该是不限于译诗的,译文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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