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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平凡



《人民日报》

朱启平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10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谣传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琪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者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
  女儿生来有病,20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买的。
  ……我真没有想到,将军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国人民深深铭记着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50多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做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79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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