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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曾深伶

  她从部队复员分到某高校人事处工作时,还不太懂“人事”。
  她第一次知道有“人事”部门。
  领导找她谈话,说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符合人事干部的条件:根红苗正,党员,为人正派,原则性纪律性强。于是她自我感觉良好,按时到办公大楼二层挂着“人事处”牌子的房间里上班了。
  后来她才清楚,人竟有这么多复杂的事体要别人来管的。结婚要证明,孩子升学要家长鉴定,毕业分配联系单位,招工招干要指标,职称评定要考核,升涨工资要报表,病假事假要登记,退休要安置,甚至丧葬也归人事处理,于是她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介绍她时,总是说:“这是人事处的小党同志。”她在学院的各部门办事很顺利。对这些顺利她没有去细想,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第一次处理人的丧事,心里很悲哀,陪着家属淌了不少眼泪,同情那些遭到不幸的人们。领导对她说,人事工作要讲政策原则,不能感情用事,她便收回了眼泪和同情。
  她经常和各级领导们讨论各种“人事”问题。到省级机关开会坐小车,到外地开会坐飞机。
  她进步很快,已经负责处理某一方面的工作。她开始感到人们与她交往时的恭敬。她认为这是人们对她能力的肯定,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恭敬。在不知不觉中,她和下级部门的人谈话,越来越多地使用“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之类的语言。
  与人碰面时,常常挂着矜持的微笑。人们对她也报以微笑,但她有时却读不懂某些微笑的真实含意。
  有一次,她到A同志家谈点人事。看到A家有一盆开得很美的“仙客来”。她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花,非常惊喜地赞叹:“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这么美!”第二天,她在家门口看到了这盆花。惊奇之余,她感到有点不安。自己不过是为花的美丽所动,别无他意呀!又觉得这不过是一盆花,就留下了。
  又有一次,她到一位女同志家聊家常。看到食品橱里有一种新制调料,便问起调料的味道、价钱。女主人拿起调料塞在她手里,她说自己去买,却怎么也推脱不了手里那包调料,只好收下。心里感到有点不是味,自己不过随便问问,倒像是……又有一次,又有一次……这样的尴尬事竟多起来。她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被人所强的委屈,一种无法解释的难堪。以后到了别人家里,她再不敢轻易地表露自己的赞美和好奇。后来,看到那些非常美好的事物,赞美的话已到了嘴边,却又在不自觉中被咽了下去。她到别人家去得也少了。
  渐渐地,她变得谨慎、严肃、不苟言笑,有时甚至有点“铁石心肠”。她感到人们对她恭敬中的疏远,她感到与人之间隔着一堵难以触摸的墙。
  她先后谈了几个对象,都在莫名其妙中告吹。后来有人告诉她,她那副毫不动情的“人事”面孔和习惯了的政策语调,使男士们畏而止步。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心中的热情表现不出来。她有点无可奈何。
  慢慢地,她发现了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发现了各领导与各下属之间的亲疏好恶。她不自觉地学会了察颜观色,小心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选择自己的落脚点,唯恐稍有不慎落入某种解不开的索扣中。她开始感到自己活得很辛苦。年龄不大,却开始出现丝丝白发。看到一些老教授年近古稀却有一头一丝不染的黑发时,她开始怜悯自己了。
  她终于在一场不明不白的关系争斗中,被归属于败落的一派,从高空中跌落下来。开始时,她愤怒、气恼、委屈、沮丧,不仅仅为了所谓的仕途前程的挫折,更为了自己价值的失落,还为了四周射来的异样的目光。一次路遇A同志,她像往常那样,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却被对方那似乎毫不相识的冷漠撞了回来。那个破碎了的笑容挂在她脸上足足一分钟后又落到了她心里,成了几瓣酸涩苦辛的碎果。别人也开始对她说这些“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话了。她思来想去,终于悟出了“人事”的真谛。她以往的价值,并不在于她自身的能力德行,而在于那块“人事”的牌子,那间充满政策气味的办公室和她在那个房间里的那把椅子。一旦她离开了那块挂着牌子的房间里的椅子,她的价值在人们眼里也就降格得像是清仓处理的廉价物品了。明白了这些,想起老教授头上的黑发,她倒有了一种解脱感,感到一身的轻松。
  她又开始到各位同事家串门了,并且由衷地放心地坦率地尽情地去赞美那些美好的事物。她开始放松地和人谈自己的感受,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穿上牛仔裤,戴上耳环,蓄起长发,淡淡地化了妆,自如地转着乎拉圈,潇潇洒洒地走在大街上,自然真诚的微笑常伴着她。虽然她已不太年轻,回头率却在增加。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开心。
  她用逝去的年华做代价,懂得了一些人事,懂得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她决心重新赢得人们的微笑,那定会是一种她完全读得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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