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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



三毛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
  “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
  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
  “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
  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你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16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年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象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
  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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