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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17岁



《文学报》

小小

  我怀着又新鲜又无奈的心情,佩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
  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孟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室,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
  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霉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她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男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她自然是“大天鹅”罗!可是,也有看不惯她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她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
  她常将家中寄来的用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她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她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她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她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她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事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
  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她的教职。
  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
  这天,她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她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她走了。她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10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泪眼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
  她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她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她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
  为此她一直未婚。又有人说,她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
  然而有晚,她又悄然地回来了。她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弊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愧悔交加,耳际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她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地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之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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