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眼泪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日,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您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①(他)②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二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来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我题字,我写:

  为杰逝世了,我在深深地自恸自怜之后,终于为有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

  ① 《我的三个弟弟》,收《冰心近作选》。

  ② 指冰心二弟为杰。

  ① 《我的三个弟弟》,收《冰心近作选》。 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 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 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工作后,精神 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 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 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 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 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 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 究生们在家里的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暗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 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 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 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 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 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 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 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顾的丰硕果 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 年七月三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 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 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 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爹爹已于 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 万元捐献给中央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 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 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 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了),这小型的 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 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 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 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 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 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 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 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 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 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 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 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
  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①

  ①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