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期间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义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兔,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①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
  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
  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
                 
                 
  ①《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
  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
  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他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①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秋天。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七十二岁了!”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
  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一九七四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
                                
  ①《怀念郭小川》,收《关于女人和男人》。
  咐呢?!①
                
  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记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