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藻被错划为右派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
  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嚷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的思想!”
  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把被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①

  ①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