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大后方

到了昆明

 




  “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
  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挺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①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
                                 
  ①《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

  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①

  ①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