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与婚后




  一九二六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教一年级国文课。这班里多是教务 处特地编到我班里来的福建、广东的男女学生,为了教好他们的普通话,为 了要他们学会“咬”准字音,我有时还特意找些“绕口令”,让他们学着念, 有一次就挑了半阕词,记得是咏什么鸟的:

  金埒远,玉塘稀,天空海阔几时归?相离只晓相思死,那识相思未死时!

  这“相思死”和“未死时”几个字,十分拗口,那些学生们绕不过口来, 只听见满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声!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 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 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诗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 海外的那个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学生念的那两句有关“相思”的 词句。我一边辩解着,却也不禁脸红起来。①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 文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 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 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 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 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 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 我的父母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 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 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 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 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 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 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 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 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益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 京自己办的隆重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 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 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 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 之前,匆匆地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
  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
  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
  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
  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命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①
  ①《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收《冰心近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