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和良友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 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 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 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 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 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 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 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堂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 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 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 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 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 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 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 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 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 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 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 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 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 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 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钧子去钩,但是又不 能把钧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 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撅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 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 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 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 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 瞪着我,轻轻他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 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 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出国留学了。一九二 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人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 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贯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
  榜样!①
  世瑛和我,算起来有三十余年的交谊了,民国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师范预科,那时我只十一岁,世瑛在本科三年级,她比我也只大三四岁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我们真正友谊的开始,还是“五四”
  那年同在北平就学的时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师就学,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学校环境之不同,我们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运动掀起以后,女学界联合会,在青年会演剧筹款,各个学校单位都在青年会演习。我忘了女高师演的是什么,我们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间,我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阑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的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又跟到楼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有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英(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
                 
                 
  ①《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收《冰心近作选》。
  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阑旁,看水谈心,她砖塔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游携手之地。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个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国十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淡而水的往来着。我比较冷静,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①我和地山认识是一九二二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从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们打闹惯了,因此从不退让。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象”字(那时还不兴简笔字),地山就引经据典说是应该加上一个“立人旁”,写成“像”字,把我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合作得更和谐了。①
                               
  ①《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收《冰心文集》(3)。
                 
  ①《忆许地山先生》,收《关于女人和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