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 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 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 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 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 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 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 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珪(穆如)先生, 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 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 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 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 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 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 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 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 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 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 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 —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 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 (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 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 Bridgeman 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 Bridgeman 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 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 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 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 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地简单,真出乎我 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 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 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 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 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 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 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 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 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 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 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 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 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 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 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这 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 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 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 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 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 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 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六十二分,不及格! 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 《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 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 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 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九十 五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一百加二十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 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 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 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 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 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 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 国留学,用过 quarter,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 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 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        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 A Boy  A Peach 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 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 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 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 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经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 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 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 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 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 《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 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 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 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 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 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 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 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 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 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 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 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 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 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在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 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 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碟”,那时袁世凯 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 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 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 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 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 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 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 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 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          的上半 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              年,他还 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            海的瀛台里。 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 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 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 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 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 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 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 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 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 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 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 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 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 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
  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
  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顶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采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①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进了北京贝满女中。教会学校的课程,向来是严紧的,我的科学根柢又浅;同时开始在团体中,发现了竟争心,便一天到晚的,尽做功课。
  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这时我爱看笔记小说,以及短篇的旧小说,如《虞初志》之类)。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②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
  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

  ① 收《冰心近作选》。

  ② 《〈冰心全集〉自序》,收《记事珠》。
  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竟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
  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①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①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缨冠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的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铮的琴声,合拍的和着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的远了,人们都来过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的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①涵在廊上吹萧,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于绢

  ① 《我的中学时代》,收《冰心近作选》。

  ① 《往事(一)·四》,收《冰心文集》(3)。

  ① 《往事(一)·五》,收《冰心文集》(3)。
  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萧,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的说:“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②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次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
  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飘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可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揖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①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
                 
  ② 《往事(一)·六》,收《冰心文集》(3)。

  ① 《往享(一)·一四》、收《冰心文集》(3)。
  时却又不同。②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
  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的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①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②,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
                 
  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柳”、学“赵”。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因此我初人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于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①

  ② 1917 年夏,为躲避张勋的辫子军,冰心父亲让母亲带冰心姐弟到了烟台。

  ① 《往事(一)·八》,收《冰心文集》(3)。

  ② 指喜舅。

  ① 《我的小舅舅》,收《冰心近作选》。